医生“冷暴力” 曹 一绘（人民视觉）
1.
“每名病人的背后，都有一个触动心灵的故事，作为医生，我们到底知道多少呢？我们是否愿意去了解、去倾听呢？”
今年8月，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外科率先“吃螃蟹”，医生们尝试撰写两份病历：一份是冰冷的科研病历，一份是温暖的叙事医学病历。
叙事医学病历，又称“平行病历”或“影子病历”。医生在书写临床标准病历之外，还要用非技术性语言书写病人的疾苦和体验，类似于“临床札记”。
不久前，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副院长赵国光接诊了一位来自江西抚州农村的癫痫患者，名叫德蓉。在病房里，赵国光倾听了她的故事：德蓉和哥哥小的时候都发育正常，不知什么原因，20年前的同一天，他们两个人同时发烧，最高达40摄氏度，持续三天不退，还出现了高热惊厥。在治疗一周后，兄妹俩脱离了危险，此后都落下了癫痫的毛病。从此，疾病改变了两个人的命运，哥哥结婚后有了个儿子，孩子不到1岁，媳妇就抛下他和孩子跑到外省，至此杳无音讯，后来听说她又嫁人了。德蓉由于有这种病，降低了结婚标准，嫁给了身体有残疾的邻村男子，日子过得浑浑噩噩，看不到头。
“德蓉的手术顺利完成。显微镜下可见清晰的脑结构和萎缩的海马，脑组织比正常人明显变硬。其实，前颞叶切除手术对我来说已经是轻车熟路，但此次德蓉的手术让我更加仔细，一定不能出并发症，一定要把癫痫病魔去除，这种想法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里。显微镜下放大的不仅是迂曲的大脑皮层和跳动的血管，仿佛还有放大的一张张德蓉家人的面孔，焦虑期盼的眼神与信任。”赵国光在叙事医学病历中写到。
赵国光认为，每名病人的背后，都有一个触动心灵的故事。可是，作为医生，我们到底知道多少呢？我们是否愿意去了解、去倾听呢？
所谓叙事医学，最早是2001年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丽塔·卡蓉提出并发起的。她提倡医者把从医过程中正规病历之外的细枝末节、心理过程乃至家属的感受都记录下来，使临床医学更加富有人性，更加充满温情，弥合技术与人性的鸿沟，丰富人类对生死、疾苦的理解和认知，也为紧张的医患关系“松绑”，令医学人文精神回归。
美国六成的医学院将叙事医学纳入课程体系，而我国只有极少数医学院开设了叙事医学课程。北京医药卫生文化协会会长史炳忠认为，目前医学生的人文教育课程缺失，比如只有诊断学，没有接诊学。叙事医学通过讲故事的形式，让医学生和医务人员敬畏生命、关爱病人，这可能是解决医患矛盾的一把钥匙。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凌锋说，人都有善良的本性，叙事医学正是基于这样的本性。医学是科学，也是人学。既然是人学，就要有温度、有感情，这种感情在叙事医学中得到体现，否则医学就是冰冷的。
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教授王一方说，叙事医学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医学人文走向临床。其实，很多人去看医生，都有倾诉的愿望和沟通的渴求。从叙事医学的观点来看，疾病是一个故事，病人有眼泪要流，有故事要讲，有情绪要宣泄，有心理负担要解脱，这个过程就是治疗。病人期望医生能够理解他们，见证他们的苦难。现代医学不再是人与人的故事，而是人与机器、人与金钱的故事。叙事医学的价值就在于纠正这种偏差，寻找新的出路，将“找证据”与“讲故事”结合起来。
疾病和疾痛是两个不同的世界。一个是医生的世界，一个是病人的世界。王一方认为，医生在观察与记录疾病，而病人在体验和叙述病痛；医生处在寻找病因与病理指标的客观世界，病人却在诉说身体和心理痛苦经历的主观世界。再多的客观检查指标，也无法替代病人诉说出正在承受的痛苦。
2.
现代医学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医生更多的是去安慰。只有真正进入病人的世界，才能产生信任和爱
魏鹏虎，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外科一名年轻的住院医师。不久前，他遇到一位鼻咽癌患者，是贵州大学的教师，癌细胞已经侵犯颅底。一天夜里，魏大夫见她还没休息，就把她叫出病房谈话，长时间地聆听她的故事。
这位患者有一个13岁的女儿，为了不影响孩子，她一直在试图隐瞒病情。可是有一天，女儿回家后不说话了，也不弹古筝了。她问为什么，女儿扑倒妈妈的怀里，边哭边说：“妈妈，你就别隐瞒我了。”于是，母女俩哭成一团。那天晚上，一家人躺在一张床上，和睦，安详。听到这一幕，魏大夫的心灵被深深地触动了。
自此，魏大夫只要有时间，就会聆听她的故事，到她床边站一会儿，哪怕是一言不发。尽管做得很简单，但是他收获了当医生以来患者的信任。有一次，魏大夫在给这位患者旁边的病人做治疗，她知道魏大夫没有吃饭，非给他香蕉吃。魏大夫不吃，她几乎要哭出来了。出院的时候，她在爱人的陪同下，一起给魏大夫鞠了一躬，同时交给他一封信。这是他当医生以来收到的第一封感谢信。
在叙事医学病历中，魏大夫写道：“我深深意识到，哪怕自己不会给病人很漂亮地操刀完成一例手术，哪怕能给病人解决的问题不多，哪怕能做的只有聆听，只要留意患者的疾苦，哪怕仅仅是在患者床头停留一会儿，也能让患者感动不已。”
看到这份病历，凌锋很受感动，她在评语里写道：“平时看你病历写得一塌糊涂，还记得我痛斥过你吗？这次让我相信，一个对病人充满同情和爱护的医生，才是真正的好医生。”
凌锋认为，现代医学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医生更多的是去安慰。只有真正进入病人的世界，才能产生信任和爱，建立起医患之间的情感共同体。否则，医生做得再多，病人也是不会领情的。她建议，医院应把医生撰写叙事医学病历纳入医德考核，这将有利于医德水准的整体提升。
王一方认为，长期以来，我们对于医学进步的理解存在偏差，出现了过度物化和客观化的倾向，以为医学进步就是技术前行、设备先进，造成技术至上、金钱崇拜，懂病不懂人、见病不见人、治病不治人，导致医患关系恶化。医生做得越多，病人抱怨越多。
他指出，叙事医学是在医学向人性回归的大背景下产生的新的医学理念与范式，是对技术医学的矫正和补充，将医生从技术的迷宫中拖回病人的主体生活，倾听、记录病人的疾痛故事，捕捉疾病中的心灵密码与隐喻，在灵魂深处与病人相遇，真正理解病人，与病人缔结情感与道德的共同体，乃至精神和价值的共同体，使医学从技术主义的歧路上回到人的医学的轨道上来。这将从根本上解决医患关系的恶化，重建以敬畏、悲悯、感恩、利他为基线的和谐医患关系。
北京军区总医院刘端祺教授说，医学的发展需要叙事医学，医生的提高需要叙事医学。叙事医学可以加强医患沟通，密切医患关系，使医生和病人还原为战友关系。
3.
生老病死是人的宿命。只有树立正确的生命观、疾苦观、医疗观，才能活得幸福、死得安详
在北京大学医学部“叙事医学案例库”中，有一个最美丽的死亡故事：演员傅彪弥留之际，他的妻子张秋芳勇敢地喊出：“彪子，大胆地往前走，往光亮的地方走！”
当生命即将结束时，每个人的表现都是不一样的。如何让死亡更安详，是叙事医学的重大课题。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外科医生王建生曾收治过一位晚期癌症患者老杜。一天夜里，老杜因肠梗阻引发感染中毒性休克。如果手术，很可能下不了台。于是，王大夫告诉老杜的儿子：“趁着你爸还清醒，让他把家里重要的事情交代一下，以免没有机会了。从现在开始，你不能再离开医院了。”早晨6点，老杜的儿子给王大夫发来短信，说他爸凌晨走了，走之前交代了几件事情：一是好好培养孙子；二是要对王大夫好；三是如何办理后事。尽管老人去世了，但患者家人对王大夫非常感激。
前不久，中国科协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韩启德在“叙事医学——如何理解生命”研讨会上说，死亡是人类永恒的话题，没有人能绕开它，只是有的人恐惧死亡，常常回避这个话题。老百姓觉得医学这么发达，生了病都应该能治好，乃至觉得病人活着进医院，怎么可以死着出来呢？那一定是医院有问题！我们只有对医学技术有了正确认识，对疾病和死亡有了深刻理解，医患关系才能变得越来越好。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外科医生梁恩写了一篇叙事医学病历，题目叫《再苦，父母也不离不弃》。他曾遇到一位因骑摩托车发生意外的农村青年，家境贫困。他向其父母解释病情，并暗示放弃治疗，但父母都不接受。结果，病人出现术后并发症，住院一月，已将家中全部积蓄花完，但父母始终没有放弃治疗，即便是家徒四壁。
梁恩写道：“此事前，我是觉得放弃治疗能使患者得到解脱，避免家庭走到绝境，是更合适的做法，更加实在。无论对病人，还是对家属，都有好处。此事后，家属的一句话让我醒悟：孩子病了，我们必须带他就医，更重要的是要陪他一起治疗、一起康复、一起成长。也许，父母的不离不弃，才会让孩子有战胜疾病的信心和勇气。是一家人，说明是缘分，既然做了就不后悔，不做，连后悔的机会都没有，那才叫后悔……”
王一方说，生老病死是人的宿命，肉体的生命无法永恒，医学是帮助我们在有限的时空里活出品质、活出尊严的科学。只有树立正确的生命观、疾苦观、医疗观，才能活得幸福、死得安详。